麻辣鹅
文/许霖越
如果说没有一只鸭能活着走出南京仅是一句戏言的话，那么没有一只鹅能活着游出扬州绝对是千真万确的。扬州老饕们对鹅是偏爱的，情有独钟的。光我知道的鹅的做法就有糟、卤、红烧、清炖、盐水……尽管盐水鹅曾经是最受扬州人追捧的，还被亲切地称为“扬州老鹅”，但近二十年来，也许是川菜的风靡，四川的麻辣鹅竟在扬州异*突起，很快占领了市场高地，几乎是开一家火一家。
现在，不论是卤菜的流动摊点抑或是小小的门脸儿，麻辣鹅几乎都是供不应求的。食客们很难不被麻辣鹅的阵阵奇香所吸引，很难不驻足停留，然后摸一把口袋，扯着嗓子对老板喊：“麻辣鹅，前胛！”这是比较会吃的，因为前胛肉多且嫩，不像后胛，有大腿骨，肉也显得柴一些。更会吃的还会额外让老板加一根素鸡。老板则心领神会，把一根乳白色的素鸡切成薄薄的半圆片，跟麻辣鹅和在钢宗盆里，然后放上盐、鸡精、辣椒油等各种调料，最后再倒入卤汁，搅拌颠匀。等到都装进塑料袋里，提溜在手上，心里会升腾起一种踏实，继而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。
我最早吃麻辣鹅还是二十年前，当时也才八九岁。依稀记得大姑和大姑父才刚结婚。当年，大姑还在扬州江都区的丝绸厂里上班，大姑父在亚威机床厂，他们住在棉麻公司的家属楼，是个五楼，上了楼右边的那户。在某一个冬天的下午，我和奶奶到江都来看望小两口。晚饭前，大姑父跟大姑随口说了一句，“明天中上给小波买点麻辣鹅尝尝，供电所那块的正宗哩。”我听到后，闹腾得不得了，当即吵吵着要吃。所有人好说歹说都没用，最终他们拗不过我，于是大姑父冒着冷风蹬着脚踏车出去了。
小姑当时在江都水泥厂，住在单位的宿舍楼，与棉麻公司的家属楼仅一街之隔。大姑推开厨房窗户，喊着小姑的名字，让她也来吃晚饭。不一会儿，大姑父和小姑前后脚就都到了。
其他菜我一点儿印象都没了，只记得当时他们把盛麻辣鹅的大斗碗放在我面前。也许是第一次闻到那样的香味，又也许是肚子里少油水，反正在米饭还没有盛好前，我已经一个劲儿在咽口水了。在*晕昏暗的25瓦的灯泡下，我却能清楚地看到碗里色泽红亮的辣油、被刀面拍扁的蒜瓣儿、切的均匀整齐的鹅肉、鹅肉上面点点白芝麻粒以及翠绿的葱花和香菜碎叶。
米饭来了，我迫不及待地夹一块鹅肉，差点没在碗与碗之间掉下来，汤汁也被我弄得四处飞溅。他们也没责怪我，只是忍不住地笑。我看着他们，嘴里却已然嚼起来。那一口下去，鲜香麻辣的滋味裹挟着颇有嚼劲的鹅肉和柔韧肥美的鹅皮，一股热血从背后蹿至脑门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从舌尖漾到口腔，到咽喉，到肠胃，到五脏六腑，一个哆嗦之后，再到周身每一个毛孔，每一个细胞。一块鹅肉吃完，汤汁却在白米饭上留下一抹橙*，油光发亮。不等扒两口米饭，我的筷子又伸进大斗碗，再次夹走一大块鹅肉。有时，肉与肉之间的皮没有完全切断，一筷子下去能夹起两块肉，拖着好长，尽管我知道这样吃相难看，但还是厚着脸皮地大快朵颐。
我不记得自己那天晚上吃了多少，只知道其他人都没怎么吃。那时候我也懂事了，也知道给他们夹，只是他们又会把夹到他们碗里的肉又放回我碗里，然后说，这个太辣了，他们不敢吃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小孩子才是最经不住辣的。反正那天晚上，我是被辣得够呛，大冬天的晚上我愣是辣出一脑门子的汗。不仅如此，几乎我吃几口就要去到水龙头漱口，把舌头伸出来猛地喘气好半天，后来甚至还把大姑的新毛巾弄湿去一遍一遍地擦舌头。那个场景即便现在想来也让我忍俊不禁。
之后的日子，只要大姑父、大姑小姑他们从江都回村里，他们都会带麻辣鹅。有时，他们直接蹬着自行车骑行近三十里路，至少个把小时，从市区到村里，从日暮到天黑。奶奶心疼他们，问为什么不乘中巴。他们要么说，闻着麻辣鹅的味道，骑车挺有劲的。要么说，来回路费省下来又可以给小波买一次麻辣鹅了。
那段时间，爷爷在江都钢材城给人家看大门，父母又都在外地工作，就我跟奶奶两个人在家，非常冷清。于是每到周五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站在门口，呆呆地向西边张望，希望看到大姑父、大姑小姑骑着车，在落日余晖钟一点一点地靠近。有时，远远望去是他们，我就高声叫着跑着跳着迎上去。但是，更多时候，远远看上去像是他们，但最终等来的又不是他们。晚归的人们三三两两，也像大姑小姑他们，骑着车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攀谈，越来越近，又飞块地经过我家门口，然后向更远的东面，直至全然消失不见。这时，我的心里就会无比难过，比丢了心爱的玩具还要怅然，比在学校被老师批评还要伤心。天空每黯淡一分，我的失落也会更添一分，很多时候我都会默默地想，只要他们能回来，即便没有带麻辣鹅，我也一样会很开心。
如今每次回去，麻辣鹅已然变成了一道不可或缺的下酒菜。到了江都两个姑妈家，二十年前的关于麻辣鹅的故事，他们至今却依然津津乐道。现在想来，那时候的一碗麻辣鹅竟牵系着我和这么多亲人的情感。我之所以如此记忆犹新，也许正是因为经历了那些在那个清贫年代中的点滴的细碎的事情，那些日夜祈盼的短暂的欢聚的时刻，那些没有旋律亦无填词的却又时常能让我笑中带泪的歌。